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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私釀的流行、器具的講究、酒令的盛行,來談談唐代的飲酒文化

图片说明:從私釀的流行、器具的講究、酒令的盛行,來談談唐代的飲酒文化,。

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座高峰,它對外開疆拓土,對內包容開放,從而為文學的發展和創新提供瞭堅實的土壤。因此,一批飽讀詩書,又不拘一格的文人士子們開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,伴隨著他們而來的還有盛唐時期獨有的飲酒之風。李白詩雲“古來聖賢皆寂寞,惟有飲者留其名”,表達瞭他對酒的喜愛,白居易也曾道“晚來天欲雪,能飲一杯無”,以彰顯以酒會友的樂趣,杜甫更是在《飲中八仙歌》中極盡筆墨,道出瞭盛唐之下,文人士子敢於在酒後“天子呼來不上船”的豪邁氣魄。當然,在唐代,飲酒之風並不僅僅限於官僚文士,下層人民中也流行飲酒的風俗。據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中記載,當時的長安城:“長安自昭應縣至都門,官道左右村店之民,當大路市酒,量錢數多少飲之,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,故路人號為歇馬杯。”除此以外,嶺南之地也多有飲酒之風,《太平禦覽》中就曾言道:“大抵廣州人多好酒,晚市散,男兒女人倒載者,日有三二十輩。坐酒行,即兩面羅列,皆是女人。招呼鄙夫,先令嘗酒。盎上白瓷甌謂之瓦刮,一瓦三文,不持一錢。來去嘗酒致醉者,當壚嫗但笑弄而已。”私釀的流行唐代飲酒之風盛行的一大因素就在於釀酒業的興盛,尤其是私人釀酒的流行。杜甫在《飲中八仙歌》中提到的“汝陽三鬥始朝天”中的汝陽王李璡便是一個對釀酒有著獨特見解的“釀王”,他曾通過總結自傢的釀酒秘法而撰寫瞭《甘露經》;而據陶谷的《清異錄》記載,唐代文學傢裴度也曾自制魚兒酒:“裴晉公盛冬常以魚兒 酒飲客,其法用龍腦凝結,刻成小魚形狀,每用沸酒一盞,投一魚其中”。此外,白居易甚至還在詩歌《詠傢醞十韻》中詳細描述瞭自己釀酒的經過:“舊法依稀傳自杜,新方要妙得於陳。井泉王相資重九,麴糵精靈用上寅。釀糯豈勞炊范黍,撇篘何假漉陶巾。常嫌竹葉猶凡濁,始覺榴花不正真。甕揭開時香酷烈,瓶封貯後味甘辛。捧疑明水從空化,飲似陽和滿腹春。色洞玉壺無表裡,光搖金有精神。能銷忙事成閑事,轉得憂人作樂人”,由此可見,當時的官僚文士們,已經不單單局限於飲酒瞭,自己動手釀酒才是真正的樂趣所在。不過,要說唐代最有名的釀酒師,還要屬焦革和魏征二人。《全唐文》中說,焦革曾任太樂府史,尤其擅長釀酒:“時太學有府史焦革,傢善醞酒,冠絕當時。君苦求為太樂丞,選司以非士職不授”,因此,當時的“鬥酒學士”王績為瞭能夠隨時飲用焦革傢的美酒,而堅持要求擔任太樂府丞。焦革死後,王績為瞭紀念他的釀酒之法甚至專門撰寫瞭《酒經》一書。至於魏征,他最為人知曉的是他的直言進諫,但其實,他在當時還曾以釀酒聞名於世。《異人錄》中稱其釀制的酒為“醽醁翠濤”,據說就算儲存十年,氣味也不會發生變化。當然,《異人錄》是一本志怪小說,文中所言不可全信。不過唐太宗李世民倒是寫過一首盛贊魏征釀酒技藝精妙的詩,名為《賜魏征詩》,詩中寫道:“醽醁勝蘭生,翠濤過玉薤。千日醉不醒,十年味不敗”,由此可見,魏征釀酒之有名,實非空穴來風。除瞭官僚士人好釀酒外,其實下層的百姓也有釀酒的風氣,《太平禦覽》中就曾記載瞭南中嶺南之人的釀酒之法:“南中釀酒,即先用諸藥別淘漉,粳米漉幹,旋入藥,和米搗熟,即綠紛矣。熱水溲而團之,形如餢飳,以指中心刺作一竅。佈於簟席上,以茍杞構葉罨之,其體候好弱,一如造曲法。既而以藤篾貫之,懸於煙火之上。每醞一年用幾個餅子,固有恒準矣。南中地暖,春、冬七日熟,秋、夏五日熟。既熟,貯以瓦甕,用糞掃火燒之。(亦有不燒者,為清酒也。)”器具的講究唐代邊塞詩人王翰曾在著名的《涼州詞》中寫道: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飲琵琶馬上催”,這裡的夜光杯指的就是盛酒的器具。同樣是在杜甫的《飲中八仙歌》中,也曾提及過一位叫李適之的人,杜甫描述其為“左相日興費萬錢,飲如長鯨吸百川,銜杯樂聖稱世賢”。殊不知,他不僅好飲酒,還對飲酒的器具頗有講究。據唐人馮贄撰寫的《雲仙雜記》中記載,李適之傢藏的飲酒器具共有九種:“蓬萊盞、海川螺、舞仙盞、瓠子卮、幔卷荷、金蕉葉、玉蟾兒、醉劉伶、東溟樣。蓬萊盞上有山,象三島,註酒以山沒為限。舞仙盞有關,捩酒滿則仙人出舞,瑞香球子落盞外”。可見,唐代酒器之華貴已至登峰造極的地步瞭。此外,根據《舊唐書》中的記載,唐高宗李治每每召見官僚文士們,都喜歡用金銀杯盛酒,並賜予他們飲用:“每令作文,必以金銀杯盛酒令飲,便以杯賜之”。而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絕大部分出土的唐代酒杯中,金銀杯也占多數。這些金銀杯因為形態的不同又可分為高足杯,帶把杯,長杯等。其中以帶把杯最為特別,在它的環形把手上通常都會有一個指墊,指墊上的飾物多為胡人頭像,這帶有強烈“胡風”的酒器也從側面印證瞭唐代文化的包容開放。酒令的盛行唐代的酒令豐富多彩,據白居易在詩句《閑夜詠懷因招周協律劉薛二秀才》中的描述:“香濃酒熟能嘗否?冷澹詩成肯和無?若厭雅吟須俗飲,妓筵勉力為君鋪”,可知酒令當有雅俗之分。不過,若是細分到具體的類型上,大約有二十幾種,包括瞻目令,巢雲令,手勢令,拆字令,拋打令,急口令等。而這之中最為流行的當屬律令,骰盤令和拋打令三種。律令以巡酒行令為特征,酒宴上一般設有律錄事,律事,錄事,觥錄事等職。以1982年於江蘇丹徙出土的一件金龜負《論語》玉燭筒為例,它一共有酒籌50枚,每一枚酒籌上都有文字,文字的內容分為上下兩部分,上部分為《論語》中的辭句,下部分為飲酒的對象,行酒的方式以及飲酒的數量。其中行酒的方式有四種,分別為飲,勸,處,放,“飲”為自斟,“勸”為敬酒,“處”為罰酒,“放”則為重新下籌。比如《論語》中的“死生有命,富貴在天”對應的就是“自飲十分”,而“四海之內,結為兄弟”對應的則是“任勸十分”,以此類推。骰盤令,顧名思義自然與擲骰有關。具體方法是讓飲酒之人依次擲骰子,然後按照骰子的數字排序飲酒即可,白居易就曾在《就花枝》中寫到過骰盤令:“就花枝,移酒海,今朝不醉明朝悔。且算歡娛逐日來,任他容鬢隨年改。醉翻衫袖拋小令,笑擲骰盤呼大采。自量氣力與心情,三五年間猶得在”。至於拋打令,其實跟我們比較熟悉的擊鼓傳花有點相似。它采用香球或花盞作為傳遞的工具,行令時,眾人皆圍成一個圈,伴隨著樂曲的聲音進行香球或花盞的傳遞,待到樂曲聲停後,傳遞物在誰手中,誰就要上臺跳舞。同樣是在白居易的詩中“香球趁拍回環,花拋巡取次飛”,描寫的便是拋打令的情形。當然,飲酒時的活動遠不止上面提到的這些,包括音樂,歌舞等都是必不可少的,不過這也僅僅出現在官僚士人的宴會中,尋常百姓是極少有的。飲酒的意義在唐代,飲酒除瞭能在宴會上助興外,還能幫助無數文人士子擺脫一時的煩惱,從而袒露出人性中率真的一面。這之中典型的代表便是“詩仙”李白,據范傳正所撰寫的《李翰林白墓志》記載,唐玄宗曾在一次遊白蓮池的過程中,興致酣暢,急招李白近前作詩,結果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,唐玄宗便命高力士扶其登舟,是謂“優寵如是。佈衣之遇,前所未聞”。也是因為這件事,杜甫才會說李白“天子呼來不上船,自稱臣是酒中仙”。此外,飲酒到瞭一定程度甚至會產生虛幻的遐想,以達到逃離世俗的目的。《清異錄》中就曾記載瞭一個名為釋法度的僧人,他生平好飲酒,醉酒便睡,遇人就說:“酒天虛無,酒地綿邈,酒國安恬,無君臣貴賤之拘,無財利之圖,無刑罰之避,陶陶焉,蕩蕩焉,其樂不可得而量也”。當然,飲酒還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。白居易曾有詩雲“夜歸不到應閑事,熱飲三杯即是傢”,可見,飲酒在很多時候充當瞭人際交往中的重要媒介。這一點,也延續到瞭如今的酒桌文化之中。最後,正如前文所言,在唐朝那個詩歌文化發展到頂峰的時代,文人士子們通過飲酒作詩,不僅帶動瞭文學的發展,更是將與飲酒之風息息相關的音樂,歌舞等藝術形式向前推進瞭一大步。參考資料:《舊唐書》,《新唐書》,《全唐詩》,《全唐文》,《太平禦覽》,《中國文化通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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